曹操和诸葛亮是如何整治伪君子的？

从汉末到魏初，是中国风气变化的时代。正如前面提到的程颐所说的那样，如果把尚名节推行到极致，就会成为苦节。这时，伪君子和优柔寡断的人增多，时世散漫不严。而曹操和诸葛亮为纠正这种风气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

伪君子的出现

大体上说，从汉末到魏初，是中国风气变化的时代。正如前面提到的程颐所说的那样，如果把尚名节推行到极致，就会成为苦节。无论怎样的名节，当它走到极端时，就出现了弊端。

另一方面，与这种尚名节的时代相对应，出现了伪君子。

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分居》中，引用了《抱朴子·外篇》卷十五《审举》，其中谈到后汉桓帝时期胡乱举荐人时，用了一句谚语，即“举秀才不知书，察孝廉父别居”。

本来，中国人是把兄弟父子分居视为无德，把同居视为体面。顾炎武说，即便在这时候，也是把分居视为不体面的事。本来，品行端正的人才能被举荐为孝廉，然而这样的人恰恰是分居的，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虚伪现象是十分严重的。

《潜夫论》的《务本篇》中也说：

“尽孝悌于父母，正操行于闺门，所以为列士也。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，偷世窃名以取济度，夸末之徒从而尚之。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。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。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，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。盛飨宾旅以求名，诬善之徒从而称之。此乱孝悌之真行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。”

优柔寡断人物的出现

另一方面，尚名节的教育自然地有一种使人变得优柔寡断的倾向。后汉末年，党人为自己取了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、“八及”等称呼，并以此互相夸赞。这当中有一位主要的人物，就是一直生活到曹操时期的、被誉为“八俊”之一的刘表。

刘表做过益州牧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物。在当时他是很有学问的人，可是后人评价他是“外貌儒雅，而心多疑忌”，每当发生大事件时，便疑虑重重，不能决断。刘表是当时优秀的文人，以致后人还为他编辑了文集。《三国志》卷六的注释中，载有他的《遗袁谭书》和《遗袁尚书》。

据说刘表的文章不逊于蔡邕，他的书法也很出色。作为当时的一位优秀的绅士，刘表具备了所有的修养。

但是，当曹操和袁绍争天下时，尽管他没有依附于任何一方，但最终还是在曹操的征伐中死去，他的儿子投降了曹操。在太平盛世有作为绅士的修养，可是一旦发生大事却不能决断，这是一种流于虚名的弊端。

当时，在蜀国方面，有汉代宗室刘焉和刘璋父子，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绅士，父子二人相继作过益州牧。但是，他们也是在发生大事时，不采取任何措施，无法平息自己领地内发生的张鲁的反叛，而是去依靠刘备，结果反被刘备夺取了国土（近代的徐世昌与刘表颇为相似）。

曹操的纠正办法

这样的风气自然被视为一种弊端，因此就有人想要纠正它。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显著的是曹操和诸葛孔明。他们的方针基本上是相同的。

关于曹操，《三国志·曹操本纪》的《评》中称他是“揽申、商之法术”，其意思是，史家总结了曹操的政治方略，评论他采用了战国时期刑名家申不害和商鞅的政治观点。另外，在建安十九年曹操颁布的诏令中，也记载了他打算让懂得刑罚法理的人在军中执法的想法。

所以，晋代的傅玄在谈到曹操时说：“魏武好法术，而天下贵刑名”（《晋书》卷四十七，本传）。由于采用了这样的方针，因此也涌现出了不少与之相应的人物。在汉末建安年间，曹操掌握实权的时期，他正是用这样的政策治理天下的。王夫之的《读通鉴论》卷十中也说，提拔崔瑛、毛玠、陈群、钟繇之类的人，“任法课能”，即根据法律管理政治，把工作交给有实际能力的人去做。

曹操通过这样的政策一度整肃了汉末松懈的纲纪，使建安时代得以延续。如果像后汉时期那样，彼此只重视名誉，仅靠名誉来录用人才，那么一个人有无业绩就变成次要的了。

曹操的政治是效率主义的，是从能否有实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。这种方针与名誉无关，一个人即便是品行较差，只要能在政治上取得成效，就可以录用。这样的政治，完全是依仗法律。

当时，还有过是否要恢复汉初以来业已废除的肉刑。汉代的刑罚大多使用外表不露伤口的刑，即笞刑和刺墨刑。由于这类温和的法律不起作用，所以才有了肉刑的主张。

在魏的时期，这种肉刑论由于曹操的死而逐渐消失，但法律变得严厉起来。魏中期的刘劭作《新律十八篇》，还撰写了与之有关的评论。另外，他还撰写了《都官考课七十二条》（即“官吏管理法”）。汉律在汉代逐渐取得了进步。到了魏时，过去未写入正文的内容成为法律明文。魏律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汉律。魏律是在曹操的孙子明帝时期产生的，曹操的政治方针一直延续到那个时期。

诸葛亮的纠正办法

另一方面，关于诸葛亮，《三国志》中有一段有名的记事。不过，它是否是事实，还不清楚。

其内容是，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益州后，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“刑法峻急，刻剥百姓”，致使君子小人都心怀怨恨。为此，一个名叫法正的人向诸葛亮进谏说：“过去高祖入关时，约法三章，秦民都以此为恩德。今天你夺取益州，未能惠抚人民。你是作为外来人来治理当地，所以希望你减缓刑罚。”

对此，诸葛亮回答说：“你讲得不对。秦朝时实施苛政，高祖在这样的情形下入关，所以采取了宽大的方针以安抚人民。可是今天的益州，由于以前的刘璋是一个愚蠢的人，法度松弛，所以，百姓既不知恩的可贵，也不知刑的可怕，散漫不严。故此，我今天要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。”

当时的历史学家曾对这段记事表示怀疑，并列举出反证，说法正的进谏的年代与事实不符。但我认为，诸葛亮在益州实施了他的严格整治的政治方针，这一点大体上讲是没有错的。

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的评中也称诸葛亮“抚百姓，示仪轨，约官职，从权制……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，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”。同时，还说他“循名责实，虚伪不齿”。其政策大体上与刑名家相同。该评中还说他“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”，这是因为诸葛亮的政治是诚实、公平的。

意外的后果，谋略家辈出

大体上来看，在整治汉末的散漫不严的时世这点上，曹操与诸葛亮的政治是一致的。这让人感到，优秀的政治家所见相同。

不过，这样的政治只有在益州那样的一处地方，在命令可以下达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地方实施，才会取得成效。如果在整个中国实行这样的政治，是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，是令人怀疑的。

当时，蜀国统治着一个州，吴国统治着三个州，魏国统治着九个州（魏号称有十州、十二州，实际上是九个州），曹操可以说基本上统治了整个中原。因此，要按照自己的设想取得政治上的成效，是很困难的。

这样一来，曹操的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。《日知录》卷十三《两汉风俗》中问到，曹操不拘品行、唯才是举的做法，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？书中认为是“权诈迭进，奸逆萌生”。

其证据在曹操死去十余年后，魏明帝太和六年的董昭的上疏（《魏志》卷十四《董昭传》）时就已出现上述现象。董昭在上疏中，陈末流之弊时说：“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，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毁教乱治，败俗伤化也。”

曹操政治的本来目的是想排斥伪善之人，但当今的年轻人不以学问为本，而专以交游为业；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，而以趋势游利为先。而且，他们还结成党派，互相吹捧或互相攻击。这些行为，与曹操要清查当时的士大夫的做法是相背离的。

《三国志》卷二十八的《诸葛诞传》中，记载了明帝时期，诸葛诞、夏侯玄、邓飏等人互相搞浮华虚誉，结成党派的事。也就是说，依据法律整治社会的目的，是要恢复后汉的、也就是伪君子出现之前的质朴风气，然而，乘此机会，却形成了与后汉时期，虚伪地相互吹捧的现象相类似的倾向。

三国时期是谋略家辈出的时期。《三国志》卷十中，列举的荀攸、贾诩等人物还是不错的，但卷十四中所列程昱、郭嘉、董昭以下诸人，都是“明智计之士”，他们见利忘义，是不可信赖的人（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四十）。这正是一种弊端。

本文选摘自：《中国史通论》（精装）

内藤湖南 著 夏应元 / 钱婉约 译

出版：九州出版社

本书是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，涵盖了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晚清的时段，比较系统地体现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。他把中国史划分为上古、中古（中世）、近世三个时期，介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与人物，并阐明其特点，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，非常富有启发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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